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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星:我的规划实践回顾与思考

周一星:我的规划实践回顾与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 次 更新时间:2019-01-04 16:43:40

进入专题: 城镇规划  

● 周一星  

  

   今年恰逢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38年前的1980年,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成立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组,1993年学组升格为学术委员会,也已过去25年。在这期间,随着国家发展的步伐,学组/学委会关注的重点是不同的。1980年代重点关注中国的城镇化和国土规划;1990年代重点关注区域城镇体系规划;进入新世纪,区域规划多元发展,城镇体系、城市群、发展战略、都市区、都市圈、主体功能区,等等多种规划,百花齐放、百舸争流,让人眼花缭乱。我经历了各个阶段,直到2007年后成了一名看客。拙文重点回忆我参与过的一些规划,借此以个人经历记录高校地理专业在我国城市规划发展中的部分过往。

  

1、初学城市规划


   我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地理专业,留校后最早接触城市规划是在“文革”后期的1973年。教研室为了寻找专业出路,把几位教员派到北京城市规划局探路。我参加张景淦先生领导的城市工业布局与水源污染专题研究,执笔《南郊水源七厂地区地下水污染调查报告》。这成为我与北大同事林雅贞、董黎明1978年承担国家城建总局城市规划局的任务,编写《城市规划手册·环境保护》的源头,后来有了1981年第一本合著《城市环境与规划》(城市规划知识小丛书之十二)的出版。对城市规划的学习延续到邯郸总规(1974)、平谷总规(1974)、承德总规(1975)和西大街详规(1977)、唐山后于家店村灾后重建规划(1976)。

   1978年,改革开放元年,北大第一次承担中等城市——芜湖的总体规划,这是对北大规划学习阶段的一次检阅。第一次就获建设部的科技进步奖。

   这期间,我对邯郸和芜湖两地铁路编组站选址方案的建议,在若干方案比较中胜出,被城市总体规划采纳,最终建成实施,尤感欣慰,这两次成功无形中增强了我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的自信心。

   这以后,在追随张景哲老师研究城市气候的同时,我选择城市地理作为教学科研的主攻方向,一边研读、翻译国外城市地理论著,一边开始中国城市化问题研究。1981年对我具有标志意义:开设了城市地理本科生课程;完成了第一篇独立署名的论文《城市化与国民生产总值关系的规律性探讨》。1982年参与嘉兴总规,负责城市性质和铁路货场选址。1983年参加《京津唐地区国土规划纲要研究》的廊坊部分工作。

  

2、城镇体系规划的实践


   我主持的第一个规划项目是1985年的济宁市域城镇体系规划。

   我国新创的城镇体系规划是以城镇为重点的区域规划,首先是从市域尺度开始的。

   济宁市1983年实行“市带县”,1985年3月扩成一市九县,在校友韩连绪的牵线搭桥下,同年济宁市邀请北大去做规划。教研室主任魏心镇负总责,人员分两部分:董黎明负责济宁中心城市总体规划,我和魏老师负责市域城镇体系规划。

   城镇体系规划当时没有参照物,我的工作套路来自经济地理和城市地理的知识基础:首先调查中心城市的吸引范围;然后分析城镇体系发展的基础条件,包括历史基础、区域基础、经济基础,由此寻找其中的发展规律,明确规划依据;规划的主要任务是人口与城镇化水平预测(包括新设市镇的建议),并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设计城镇体系的规模结构、职能结构和空间网络结构。我体会空间网络结构并非孤立,而是融会了城镇规模和职能在内的综合性结构要素,可以看作整个规划的综合和浓缩,集中体现规划的观点和思想,尤其应给予重视;然后再分区或分重点问题进行解析;最后提出实施对策。这一构架基本上参考了我当时讲授的城市地理学课的结构。

   这次规划提出了“复合中心城市”①的概念与战略,建议济宁联合相距很近的兖州、邹城共同组成复合中心城市来带动全域发展,以应对济宁地理区位、经济实力与“小马拉大车”不相匹配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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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①复合城市中心  “复合中心城市”在理论上的解释是,大城市的形成要素(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被分散在空间很接近、联系很密切的几个城市时,若实现它们的优势互补,可以组合成一个带动力和竞争力很强的大都市。拿现在的时髦术语,应该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群”。类似理论我还应用到周口规划的周(口)项(城)淮(阳)复合中心和新疆奎屯-乌苏-独山子。

  

   回北京后,我随即写了总结性文章《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内容、方法和问题》,发表在创刊不久的《城市问题》1986年1期上。

   1987年,山东泰安市也邀请北大做《泰安市域城镇体系规划》。中心城市的战略定位争论、其他五个县(市)的双中心或三中心结构、工业布局和城址选择的颇多历史教训、小三线企业面临外迁、乡镇企业用地极度分散,等等,都是新的挑战,需要一一加以解决。我从心底体会到地理学“区域差异理论”的厉害!真的是一个城市一个样,一个区域一个样!坚信必须吃透地方情况,规划不能“依葫芦画瓢”!它支配了我一辈子的规划态度。

   北大的城镇体系规划从山东做到浙江、福建,后来又做到广西。1990年我主持《梧州地区城镇体系规划》,发现梧州市辖苍梧一县从地区析出,1989年刚刚做完体系规划,这几乎就是中心城市没有腹地的规划,而余下七个县的梧州地区,政府游离在外,仍驻梧州市内,地市分割,矛盾重重。梧州地区成了没有中心城市的区域。这类极为典型的地域不完整问题,暴露了按行政区做体系规划的弊端。广西建设厅规划处长李春芳接受我们的建议,后来董老师主持的南宁、柳州和1993年我主持的桂林城镇体系规划都是在地、市分割的情况下,两者“合二为一”一次完成的,效果好得多。我特别重视体系规划前要分析中心城市的吸引范围,梧州案例促使我总结以往经常遇到的地域完整性问题,写了《区域城镇体系规划应避免“就区域论区域”》一文(《城市规划》1996年2期)。

   1994年北大承担《洛阳市域城镇体系规划》。1997年顺利通过了由吴良镛、郑孝燮、周干峙、李准、赵士修、胡序威、崔功豪、夏宗玕等著名专家领衔的50人庞大评审团队的审查。在河南省得了奖,在环境科学出版社出了书。2003年应邀重访洛阳,有机会检验10年前的规划,我发现,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与当年预测非常接近;当时引起激烈争论的城市性质和城市发展方向,已被逐渐接受;利用漯(河)阜(阳)地方铁路纳入国家路网开辟联系长三角的捷径,带动洛阳以至全河南发展的规划建议,也即将实现(高速公路已先期实现,高铁最近已经开通)。作为一名规划人员,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幸福的回报?

   现在回想当年给我们帮助的专家领导和一起团结奋斗的师生,我除了感恩,就是感慨了!从这以后,北大进入了以个别教员为主,独立组队承接规划任务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