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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英:朱熹论“人心”与“道心”

成中英:朱熹论“人心”与“道心”

——从心的主体化与主宰性到道德心的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4 次 更新时间:2019-01-04 23:23:24

进入专题: 朱熹  

● 成中英  

   内容提要:在人之为人的心、性、情、意的本体序列中,我们可以就朱子的理路而将此一本体序列动态的整合与深化。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相较于同乎理的性,心更合乎理气相即而不相分的天地太极本体,更具有原始的创化力,因而更具有朱子所说的主宰性。由此,我们可以更彻底地理解“心统性情”之说。基于这种认识,才能判断何为“道心”与何为“人心”。又如何能克服“人心”的三层问题,以达致“道心”,而这又如何与心的主宰力相关联。通过以上的整合与梳理,我们看出朱子讨论心性问题的得失以及心性本体的真实何在。

   关 键 词:朱熹  心  性  主宰性  诚正  道心  人心  Zhu Xi  mind  heart-mind  self-will  truthfulness  the mind of the dao  the heart-mind of a human being

  

   朱子曾讨论“人心”与“道心”的差别,并涉及了“人心”如何能实现“道心”这一命题。通过围绕这一重要问题展开论述,可以凸显朱子心性之学的特点与得失。首先有必要回溯朱子对“心”的认识以展开讨论。朱子对“心”的认识,有其包含性与深刻性。他既整合了两宋理学家对“心”的认识,又重新系统而深刻地探讨了中国思想史上所涉及的“心”之概念的含义。

   1971年,我曾撰文论述中国古典儒学中“心”的概念,指出:《中庸》着重探讨了“性”的问题,集多次举“性”字发论,辨析“性”的功用,但罕有对“心”的说明,至少没有明显地论述“心”;《大学》探讨了“心”,但对“性”的论述则较少。在《孟子》处,既谈了“心”,也谈了“性”,且此二者在孟子看来是一种统一的关系。孟子认为,人有道德感情,发而为四端,四端皆可谓之“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与是非之心。这里的四端之“心”,均直接指向一种“心”的活动,其又能用来说明人的“性”之为善。因此,在早期儒家学说中有着这样一种古典的论述:“心”是“性”的表达。[1]

   到了宋代,胡宏对这种古典的论述有了新的表达,认为“性”是体,“心”是用。不过,朱子对此又有别样的认识。朱子的看法,既结合了张载、二程的学术传统,又体现了人的直觉经验,故而有了新的认识。他的看法至少应该被认为包含了以下两点:一,“心”就是知觉,人所谓有“心”,也就是有知觉能力,张载和二程也均作了类似的肯定①;二,“心”是一种主宰,它“为主而不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2]322,此说大抵在他近40岁时与张栻论学后才整合得出,是他处理“心统性情”之提法的重要认识前提。对于“心”作为主宰这一思想的根源,吾人可以追溯至荀子处。在《解蔽》篇中荀子明白地提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3]398这里强调了“心”自主活动的能力,即属于彰显“心”之主宰性的说法。所谓“心”能作为主宰,一方面表明其有自我控制、自我确定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指它能影响与其有关的性情,即朱子所发扬的张载的“心统性情”说。

   至此,吾人应该分析“心”与“性”的关系。首先,“性”是人之存在的基本特质与潜能。古典儒家很早就重视“性”这一概念,孔子即强调“性相近,习相远”[4]2524,又说“人之生也直”,这里的“生”与“性”是相互联系的,“生”的表现就是“性”的表现。孔子以“直”训“生”,一方面能表“直接”义,也就是说,兹是一种直接而真实的表现,其并非是在曲折地表达某些不可知的东西,而是在直接地显明其特质;另一方面,“直”又可能带有道德涵义,也可被训为“正直”。事实上,“直”是“德(悳)”字的一部分,本身可能就具有好、善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说“人之生也直”,实际上是肯定了人本是趋向于善的,并以趋向于善为善。从宇宙论的角度看,人之生命的出现,更可以被视为是“善”的意义之所在。也就是说,“生”就是“善”的,生生不已的发挥、发展也是“善”的,“善”亦自与“生”相关联。因此,《易传》乃称“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5]78。能继承生命的本源,并将其发挥下来,持续地发展其内在的能力、表达其内俱的德性,这就是“性”,而从其根源上讲,这又是“善”。这就是古典儒家从孔子到《易传》对“性”所具有的深刻体验。

   而“性”也可以被表达出来。当其未发之时,还处在一种内在的状态。“性”的内在性和它的外在性(表达性),存在着一种从未发到已发的对立。以《中庸》言之,若其已发,则即发为“喜怒哀乐”。“喜怒哀乐”犹然是和自然“性”相关的,那么,自然“性”如何与道德“性”建立关联、形成转化,就尚需要深刻的分析与探讨了。对此,朱熹将“性”的表现称之为“情”,同时,在注解《孟子》时,他又将“恻隐之心”的“心”训为“情”。他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心,统性情者也。”[6]239广义的“心”应该包括知觉力与主宰性,但对于《中庸》所说的“未发”而言,这种“未发”究竟是“性”之未发还是“心”之未发,仍是值得讨论的。当然,必须承认的是,即便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时,“心”与“性”之间仍有着密切的关系,难以割裂。以我观之,“心”是“性”的一种流露,而这种流露又以“情”的方式得以外在表现。“喜怒哀乐”既然能“发”,当然是“情”;至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朱子认为也是“情”。这种“情”,是道德之“性”的基础,故于“性”则为仁义礼智。作为“情”的四端之心,表达的是一种“性”的真实不虚,是一种道德、价值与伦理。而这种“仁义礼智”的道德伦理必须被实现出来,且必须随时能被实现出来。当然,具体如何才能把“性”之本然具有的内在之德,实现为表达此道德之“性”的“情”,其中的理路在朱子与其他古代儒者那里,其实是有扞格与跳跃的。

   除了“情”之外,其实我们还应该考虑“意”这一范畴。之所以要在“情”外更讲“意”,是因为存在一类意向性的问题。“情”如果不能展现为“意”,就不能成为行为的基础。因此,“情”尚不是最向外的一环,其更为外发则应归为“意”。所谓“意”,是道德行为的直接导向与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