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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

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6 次 更新时间:2019-01-08 11:01:01

进入专题: 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     社会运动     历史叙述  

● 周月峰  

   摘要:既往研究多将“新文化运动”当成内涵和外延皆清晰而固定的名词,其实该词流传之初,既是一种革新运动的主张,又是描述现状的概念,含义言人人殊。其早期含义既不同于五四前偏学理的思想文艺探讨,也区别于稍后实际的社会运动与政治革命,在五四后被时人用于指涉不同的社会改造方案,逐渐流行。面对当时多元互歧的思想界,不少人希望形成共同的方针,统合日趋分裂的革新势力。此种努力失败之后,各方多以自己的精神重新定义和叙述“新文化运动”,相关论述受到诸多思潮影响,含混复杂、倏忽不定,该词的含义亦几经流变。在此过程中,以胡适为代表的中西新旧框架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阶级分析框架逐渐形成并产生广泛影响,成为后来关于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两种叙述。

  

   关键词: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  社会运动  历史叙述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研究系’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形成及演进”(14YJC77004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傅斯年曾提出,研究思想史应避免以“后一时期,或别个民族的名词及方式来解它”,否则“不是割离,便是添加”。①但实际上,即使是当时当地所使用的名词,其含义也会随时空而变迁。傅斯年后来又提出“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对关键字词“探流变”,“以演化论之观点梳理”。②若将傅前后两说综合考虑,似可提示我们,如不分辨词义之流变,即使使用当时已有之名词来谈当时之思想,仍有可能“割离”或“添加”。

  

   “新文化运动”③一词便是如此。除少数研究者之外,多视其为众所周知、不言而喻,即使注意到有理解分歧,仍多以“求其是”的视角探讨,鲜少考索流变。④实际上,自其流行之初,时人对“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和应是什么言人人殊。在随后,其含义更是与各时期的现实与叙述密切互动,讨论“新文化运动”常常“一方面是为了研究,另一方面是为了现实”。⑤而现实的情状又在有意无意中改写着这一概念,使其像光一样,“依其透过之空气之不同,而异其色彩”。⑥正因此,以“演化论之观点”探寻该词含义的流变,将“用于建构历史对象的范畴”本身当成“历史分析的对象”⑦,或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一步的“割离”或“添加”。

  

   本文力图回到“新文化运动”主流论述形成之前,讨论五四后数年间各方对“新文化运动”的不同表述及争论,展示时人心中的“新文化运动”如何从“混流并进”逐渐脉络清晰,进而形成两种主要叙述,试图揭示后世相关叙述中那“建构”的一面及其“建构”过程,借以加深对含混复杂、倏忽不定的新文化运动的认识。

  

   一、走向“运动”的“文化”:“文化运动”的出现

  

   现在一般人多认为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或1917年胡适提出“文学改良”⑧,但周策纵注意到“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在五四学生运动之后半年内才开始流行。⑨事实上,在1920年时,郭绍虞曾直接将五四学生运动看成新文化运动的起点。⑩周作人也曾说,五四事件的发生“引动了全国的视听,及至事件着落之后,引起了的热情转变成为新文化运动”;并以五四为界,之前的一段是“文学革命”,后头的一段才是“新文化运动”。(11)这些不同的观点背后,正是各方对“新文化运动”概念的不同认知,提示此概念意涵的丰富与多歧。

  

   有一点大致可以确定,即“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确与五四“引起了的热情”有关。如同晚清民初很多新名词一样,“文化运动”一词传自日本的可能性较大。(12)中国国内最初使用“文化运动”者,似有意与偏重街头行动的“学生运动”相对。五四运动发生一个月后,罗家伦、傅斯年与主张持续罢课的其他学生领袖不和,遂申明自己将弃“学生运动”而从事“文化运动”,表示“自此而后,当闭户读书,努力为文化运动之一前驱小卒”,将“尽力文化运动,不知有他”。(13)

  

   不过,“文化运动”也是一种“运动”,正体现五四后好“动”的时代氛围。正如罗家伦所总结的,“‘五四’、‘六三’的结果,只是把全国的人弄‘动’了”。(14)五四以后“形势大变,只听得这处也谈新思潮,那处也谈新思潮;这处也看见新出版品,那处也看见新出版品”,有了“蓬蓬勃勃的气象”。新出版品从五四前的寥寥数种,“骤然增至四百余种之多”。(15)刘延陵便说,当时“中国忽然来了‘文化运动’的一个名词,我们也不晓得是那[哪]一个人开始造的,但这本是群众心理的一种现象,不足深怪”。(16)所谓“群众心理”,即指当时“动”的氛围,也就是周作人所说的五四“引起了的热情”。郑伯奇更指出,当时各地的“文化运动”是与“爱国运动”“一时迸发”的。(17)例如,有报道观察到,长沙正是受了五四运动的鼓动,“一般人士向‘新潮’方面走的”方才渐渐增多,意识到“社会改造”“思想革新”“妇女解放”“民族自决”种种问题,万不容缓。(18)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文化运动”一词开始被使用和流行。

  

   并且,时人常寄希望于此种“动”的倾向之中。张东荪呼吁学生“直接行动”,他认为当时的学生运动是群众运动的一种,“是个人直接的运动,是个人良心上发现的决心,是最新革新运动的型式”,“五四、六五两运动,是亘古以来破天荒的新运动”,只不过当时的“新思想”仍不够普及,要实现“新思想”与“新运动”的结合,仍需要以“文化运动”“去培植新思想的基础”。(19)罗家伦同样认为“中国的存亡正系在这一‘动’”,他之所以要“积极做我们的文化运动”,正是为了维持这一“动”,使之成为“永久的活动”。(20)李大钊更明确地强调“文化运动”是“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其目的是要创造理想的“少年中国”。(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