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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光: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改革四十年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二十一世紀》双月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18年12月号(总第170期)。周雪光系斯坦福大学社会系教授。

  

   可以想像,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程(1978-2018)將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受關注的時期之一。一方面,這段時期的經濟大發展史無前例,改變了中國的發展進程,改變了世界格局;另一方面,雖然這個時期一波三折,當下仍然在延續過程中,但大致可以說,改革開放的過程走過了一個鬆緊起伏的完整小周期,從解放思想到統一思想,從勇於開創到重守規矩,展示着歷史螺旋式上升的軌迹。作為同時代的我們,距離這段歷史尚近,反省起來種種情景歷歷在目,不免有樹木滿目森林模糊的感歎,不能得益於年代之遙帶來的後見之明和冷靜從容。不過,今天的我們評估這段經歷,帶有時代的烙印和親身經歷的體溫,則是後人難以設身處地體驗感受的。

   關於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已經有許多讚譽之詞,也有眾多的解釋論說:政府的主導作用、制度紅利、全球化環境,等等。最近這段時間,對於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各種反思和評判大量湧現,眾說紛紜。在這篇小文中,我將從學術研究的心得體會這個角度談談個人感想。我的想法是:第一,避免面面俱到,即別人多說的,我少說幾句;別人說得不多的,我多說幾句。第二,把審視的視野盡量拉長,不僅向後看,而且向前看,把這段改革經歷放在中國大歷史的過程中來考察1。

  

一 「開放」是關鍵所在


   四十年來,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發生了巨大變化。「改革開放」——體制內部的改革和對外的開放——這個表達方式的確抓住了這個時代的基本特點。我以為,促成這些巨大變化的關鍵在於「開放」,即中國與其他國家特別是市場經濟體的全方位交流,從經濟、管理、文化到人員的往來互動。直截了當地說,開放所引起的全球化交流給中國社會造成了震動,帶來了壓力,激發了活力,也給中國社會內部的改革提供了持續的推動力。沒有「開放」這個前提,就無法想像和理解中國社會變化的深度和廣度。在這個意義上,對外開放是中國社會內部持續改革的動力源。

   為甚麼這樣說呢?這是由中國社會基本特點所決定的。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社會規模龐大,各區域的人文傳統和經濟發展差異明顯。在維繫這樣一個文明體的歷史過程中,發展起了成熟的觀念傳統和隨歷朝歷代修補增訂而來的各種制度設施。其中,「穩定壓倒一切」是歷史上長久實行的基本國策,而封閉自守則是隨之衍生的相應表現。中國有着豐富的傳統文化資源,各種形式的堅守傳統和向後看的呼聲很高,這一文化力量極易與既得利益集團聯手結盟。在一個以自上而下統領為主導的體制中,各種傳統力量日積月累,盤根錯節。因此,源於內部的改革常常動力有限,困難重重,渿L輒止,有始無終。正如許多歷史學者所注意到的,在中國歷史上,當面臨穩定與效率的選擇時,決策者總是傾向於前者;而且,封閉自守限制了人們的想像力和動力,從古老基礎上生長出新的制度尤為困難。我們對比一下近代史上日本明治維新和中國戊戌變法的經歷,就不難看到中國改革之難。

   這不是說中國社會內部沒有變化,沒有內在的變革動力。中國內部的改革在歷史上時有發生,甚至頗具規模,但通常有幾個特點:第一,這些改革嘗試多囿於已有制度構架之中,更多的是被動反應,補苴罅漏,修復舊框架,難有實質性變化。如果沒有與外部世界的交流和衝突,直至晚清,走向共和這種新型國家模式也不會出現在歷史抉擇中,甚至難以有想像的空間。第二,中國歷史上經常出現的一個現象是,在面臨和應對危難的關頭,當權者才會被迫做出讓步;開明君主會審時度勢,啟動改革,以圖重振朝綱。但這些改革和變化多是策略性的,而不是制度性的變化。一旦渡過危機,得以休養喘息,上層則會收回讓步,重回窠臼。因此,歷史上改革起伏變動雖然時有出現,但制度性變革卻難以尋覓。第三,中國社會內部不斷地、持續地發生着變化;各地各層級有着豐富多樣的文化傳統,有着堅韌持久的活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是中國文明延續長久的根基所在。但這些變化和能力大多不是體現在正式制度的演變中,而是以地方性的、隱蔽的、非正式的形式表現出來,只能充任正式制度的補充和調劑,其能量和傳播範圍有限,而且不斷受到正式制度的排擠和打壓。不僅如此,這些地方性的、非正式的制度因地制宜,有效緩和當地矛盾,釋放了正式制度和決策失誤造成的張力,反而弱化了制度性變革的壓力,這種情形在歷史上時常出現。

   1949年中共建國初期,大力學習蘇聯制度,從全能體制到計劃經濟,對中國歷史上皇權不下縣、雙軌政治的治理模式來說是一個重大轉折。但這一特定的開放取向,更多的是因為蘇聯模式與中國傳統中央集權制度有許多相似之處,特別迎合了近代以來的現代國家建設需要和領導人的遠大抱負,因而在政治文化上一拍即合。在這一點上,這一國家組織形式又與傳統文化有許多契合之處。在不同的社會或發展階段,解決問題的渠道和可能的答案為一個特定的政體及其制度安排所制約。如社會學家本迪克斯(ReinhardBendix)指出的那樣,在歷史上的俄國政體中,沙皇的至高權力誘使社會各方試圖向上尋找解決辦法。例如,俄國工業發展時期形成的勞資關係不是通過雙方互動(包括鬥爭)演化而來,而是通過沙皇自上而下的權力來規範調整;蘇維埃政權延續了同一脈絡的實踐2。我們不難看到,這一取向與中國自上而下權力的制度安排尤其吻合,也反映在當代中國諸多社會制度安排上,如單位制度、勞資關係、社區管理,等等。

   在這個大背景下,我們不難看到,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大趨勢導致了這一基本定勢的重大改變,體現在以上所說的全方位開放的深入程度和長時段的連續性。全方位即不僅涉及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領域的方方面面,而且發生在不同層次上,既有中央的,也有地方的;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特別是個人層次上的人員交流和信息流動。長時段是指在四十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雖然漸進發展、時有曲折,但總的方向是不斷開放的。這一持續演變過程形成了正向反饋,引起了各個領域中和不同層次上的變化和活力,不僅體現在經濟發展、物質生活和市政建設等物化指標上,而且體現在不同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生長、競爭和演變上。多年前,我在訪談南方一家印染廠老總時,他講過這樣一個故事。該工廠的印染產品主要出口歐洲市場,其生產過程嚴格控制,產品質量很高,達到免檢水平。前幾年,因國際經濟波動,出口業務曾經中止一段時間,工廠產品轉向國內市場內銷。由於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對產品質量要求不同,工藝流程的質量把關隨之鬆懈,工人技能退化。當歐洲市場訂單再度回流,工廠重新轉向對外生產時,儘管管理方意識到產品質量問題,重新培訓工人,加強工藝管理,但還是難以扭轉這一產品質量下降的情況。第一批產品咄鶜W洲商家後,因質量問題被全部退回。後來經過很長時間的整頓訓練,才恢復到以前的產品質量水平。這個小故事說明一個道理:只有參與更大範圍的競爭過程才能保持持續積極進取的動力。這正是對外開放為內部改革提供強大推動力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