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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锋:宏调求稳定、改革上台阶

卢锋:宏调求稳定、改革上台阶

——我国改开时代经济发展规律现象与认识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7 次 更新时间:2019-01-05 21:25:28

进入专题: 改革开放   宏观调控  

● 卢锋 (进入专栏)  

  

   本文为作者12月15日在北京大学国发院举办的国家发展论坛上发言。

  

  

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经济成长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然而过往40年接近两位数年均增速并非以线性平稳方式得到,而是通过景气繁荣与减速衰退的周期涨落实现。按照某种周期划分方法,40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经历四次下行调整与三次景气扩张,大体构成三个半完整周期。目前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进态势,然而从大的周期转换背景看,处于最近一轮较长下行调整期的底部。

   回顾40年发展历程,两方面相互配合的力量和机制,对中国经济成长奇迹的实现,发挥了基本性的保障和促成作用。

   一是“宏观调控谋稳定”。就是决策层因应特定时点和短期阶段的经济形势特点相机抉择进行调控:在宏观经济出现过热通胀时紧缩调控,在经济面临疲软衰退压力时实施提振扩大需求措施。伴随相关实践深化和经验积累,决策层提出宏观调控理论性命题,并逐步建构和加强宏调政策架构。从过去几十年转型期具体情况看,这种逆周期宏观政策增长针对过热通胀治理调控内容尤其突出。

   例如粉碎四人帮后国民经济出现快速增长形势,然而政策扩张过度导致国民经济面临被称作“洋跃进”的宏观失衡问题。1979年决策层转而接受国民经济“调整、改革、巩固、提高”方针,实施明显带有宏观紧缩含义的调控政策。随着八字方针实施,1981年经济增速下滑到5.2%,以此为代价宏观失衡因素得到阶段性化解。

   到80年代中期,学界和决策层有关宏观经济和政策取向意见出现分歧。当时有关货币、金融、宏观数据统计和分析手段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人们对如何看待转型期通胀经验不足,导致特定阶段治理通胀政策的力度和果断性不够,甚至一度出现治理通胀政策某种程度犹豫和反复。1988年夏秋季抢购挤兑风潮爆发提示危机风险,决策层不得不采用代价更大的强势措施控制局面。

   在总结80年代实践经验教训基础上,90年代学界和决策层宏调自觉性显著提升。针对90年代初宏观经济再次增长过热,消费物价指数涨幅一度上冲到超过20%严重通胀形势,决策层果断实施组合紧缩政策,同时在调控方式上注意避免“一刀切”,结果取得宏观经济阶段性“软着陆”成果。新世纪初年开放经济扩张再次引入通胀压力,2007年下半年和2010年底再次实施紧缩宏调。

   逆周期宏调自然也包含在经济不景气时实施积极扩张政策。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改开时代比较自觉和成系统地实施扩张性宏调政策,要延后到在上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2008年底推出四万亿一揽子刺激措施,是迄今为止最大力度的扩张宏调政策。近年稳增长取向政策也具有积极宏调含义。

   总起来看,虽然中国特色宽泛化宏观调控在如何与市场规则更好兼容方面仍存在需反思改进的问题,改革时期宏调政策提出和推进构成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内容,对确保在经济起飞阶段把宏观经济波动限制在可控有序范围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

   二是“改革突破上台阶”。就是坚持问题导向,根据哪儿短缺改哪儿、哪儿扭曲改哪儿的务实方针,在经济下行调整阶段针对特定时期束缚经济增长体制障碍实施市场化取向改革,或者为更充分发挥上一轮景气扩张阶段引入的重大改革政策持续发力创造现实条件,通过改革创新阶段性提升供给侧潜在增长能力,推动宏观经济运行进入新一轮内生较快增长的景气扩张阶段。如果说宏观调控主要贡献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市场化取向改革创新则为经济成长迈上新台阶提供动力。

   这个规律性现象在改革初期就以始料未及方式凸显出来。按照1980年底决策层计划安排,本来国民经济调整从1981年开始还要持续实施三年,因而高层把1981年工业增速目标下调到3%,“六五(1980-1985)”期间年均增速目标被压倒“保四争五”较低水平。不过实际形势发展与预期反差较大:随着“洋跃进”宏观失衡因素基本化解后,当时大力推进的解放思想、包产到户、特区探索、个体经济等改革开放系统破冰举措组合发力,潜在增长率爆发性提升伴随1982年后展开势不可挡的景气高增长,计划经济时代难以解决的国民贫困和吃饱饭问题很快展现出现实解决途径。

   90年代前中期第二次思想解放和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系统改革突破,加上8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效果进一步释放,成功推动企业制度和市场体制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新一轮大规模城市化浪潮推进产业与技术结构提升,伴随宏观经济出现1991-1995年新一轮内生景气增长,使得十亿多国民低水平温饱问题得以普遍解决,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居民生活开始快速奔小康。

   世纪之交决策层以“三个代表”理论突破作为意识形态支持,在宏观经济第一次面临通货紧缩的不景气时期,以极大勇气力推国企、金融、住房关键领域改革突破,并通过设计与实施入世战略实现对外开放新突破。“三突破”体制创新为新一轮宏观景气到来奠定基础,新世纪头十年开放型经济内生高增长,伴随人民币汇率实际升值趋势展开和全球竞争力大幅提升,推动中国经济快速迈上“中等偏上收入”新台阶。

   新世纪初年经济高速扩张也积累了宏观失衡因素,2010年底退出大规模刺激后宏观周期调整规律再次发挥作用,此后经济经历较长调整期,目前仍处于最近一轮调整期低谷。以过往40年作为时间观察窗口,本轮调整期“宏观调控谋稳定”举措成效比较彰显,“改革突破上台阶”效应仍有待充分释放。

   就“宏观调控谋稳定”而言,十八大以后提出“三期叠加”和“新常态”形势判断,大力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适应潜在经济增速回落形势适度调低增长预期,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措施主动对经济失衡因素主动进行调整,同时实施积极财政和投资政策把经济运行稳定在中高速水平。在潜在增速回落、结构深度转变、化解刺激失衡等多重因素叠加复杂形势下,通过实施适当宏调政策保证调整期经济大体平稳,显示宏观调控能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