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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与黑暗擦肩而过

秦晖:与黑暗擦肩而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55 次 更新时间:2018-12-09 23:24:32

进入专题: 人生成长  

● 秦晖 (进入专栏)  

  

   应该说,有些事情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如果这些个门槛迈不过去,或者迈错了,就不会是现在的我了。

   比方说,我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当时在全国来说这种病都是很难治好的。我的右眼在出生之后就是失明的,左眼也非常危险,我出生十几天,母亲抱着我到处求医,在广西看不好,后来又到湖南去,当时中国有很有名的眼科医学中心就是湖南湘雅医院,那里的医生说,这么小的孩子动手术很危险,建议维持一段时间,长大了再动手术。

   回到广西之后发现维持不了,我眼睛的情况一直在恶化。母亲带着襁褓中的我又跑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医院、中苏友好医院等等。后来在上海的汾阳路医院,那里当时也是中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之一,我小小年纪便做了眼科手术。

   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当时的病例,病例记载就如同一篇学术论文,有分析、有建议、有参考文献以及援引的案例。一个甲子过去了,我每次做眼科检查,医生都说这个手术即便放在现在也不容易做。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动坏了,也许我就永远生活在黑暗当中了,可以说我是一出生就和黑暗擦肩而过。

   虽然动了手术,但我还是留有先天性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直到现在我的视力还是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0.2的视力。包括我在农村插队一待就是九年,也跟我的视力有关,因为招工的机会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没有,体检总是不合格。

   后来我考研究生,我的导师赵俪生先生因为我的视力做了很多的工作,学校有人看了我的体检报告,就觉得凭这一项就应该把我刷下去,从事文字工作怎能离得了眼睛,没有人确定我这种视力能够维持多久,这么宝贵的名额不能白瞎了。

   赵俪生先生说:“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都不招了。”后来我的师兄都说:“幸亏招了你,否则我们都没戏了。”是赵先生把我领进学术殿堂,这是对我后来影响很大的一个关键之坎。

   考研之前我没有受到过多少课堂教育,1969年初中毕业就下乡插队,一直到1978年。不过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当时在广西教育厅工作,家中的藏书也很多,父母亲工作中的各种教科书我都拿来当课外书阅读。南宁新华书店里我是常客,可以几个小时站着看书,没带钱都可以先把书拿回去。

   另外在农村那几年,我也学到了不少人生经验。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在农村读的是“早稻田大学”。插队的时候,陆续有人被招工招干离开,我从当年插队时最小知青之一变成了最老的。

   当地一些关心我的人就劝我办病退算了。但是那时候不但我下乡了,父母也被下放到农村去了,我退都没有地方退,如果家在城里,也许真就办病退了,那样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又如果我小学、中学、大学一直读下来,也不可能形成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这种感悟。

   在农村一下子待九年绝对不是我的愿望,不是为了当什么知青标兵,个人在那个年月是没有选择的。我在农村的时候跟当地的农民关系都不错,老乡们都认为“老秦”是个好人。我干活卖力,生活上唯恐不“农民化”,但是他们认为我不太适合在农村干活。道理挺简单,因为我只有一只眼睛0.2的视力,看东西没有立体感,四肢不太协调。在山里走路总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容易摔跤。他们后来也很照顾我,一有招工的指标就给我,但因为体检的原因一直没有成功。

   其实我虽然待的时间那么长,也能够讲壮语,但是与老乡们还是有些隔膜,并不是我有什么身份感或者清高之类的,可能是我们这种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太中规中矩。那时知青中颇有些玩世不恭的人,私下里对村民极为不屑,一口一个“波佬”、“寡佬”,——两广俗语中的乡巴佬、蠢货之意,很是嫌弃,但他们与村民却可以称兄道弟,厮混得烂熟。

   老乡们田间地头免不了开开“下流玩笑”解解乏,我就不会融入其中插科打诨。老乡们平时闲聊免不了张家长李家短,我则往往兴味索然接不住话。好像我是在“表面”没有进入“本质”。我想老乡倒不认为我假,但是会感觉我不亲,当然他们会认为我是个好人。

   有一次我都被招走了,但是又因为体检不合格被退了回去。知青们都为我愤愤不平,还跑到县委书记那里去请愿,质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干呢?后来还是我息事宁人,说:“既然他们不愿要我,我也懒得去。”我虽然也很想当工人,但人都是有自尊的嘛,我也不愿求着他们要我。

   在生产队里,差不多所有的技术活我都干过。我曾经干过三年的生产队卫生员,也就是今天人们讲的所谓的“赤脚医生”。曾经有一种关于合作医疗的神话,我对这个事情是很有发言权的,我知道当时的合作医疗是怎么回事——无论是招工还是招生,乃至任何一种有实际利益的情况,实际上既不是按照业绩标准,也不是按照政治标准,而是按照权力标准。

   拿当卫生员的例子来说,在没有任何待遇的情况下是我当的,后来生产队的卫生员有了一些补贴之后,人家很快就不要我了,而是换了一个跟生产队长有亲戚关系的人。

   在插队的最后三年我已经随和多了。那时我几次被借调到县文化局去搞乡土文艺创作,与文化馆的专业创作人员合作为本县专业、业余文艺团体编写壮剧、彩调、民歌等演出脚本。由此我对乡土文化、主要是当地壮族土著文艺形式如壮剧、师公戏、腰脚韵壮诗与山歌发生浓厚兴趣。真正的乡土文化总是具有浓厚的感官色彩,所谓“郑声淫”是也。过去我对这些“黄色山歌”什么的向来敬而远之,但有了“采风”的经历这无疑明显拉近了我与乡村世俗生活的距离。

   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我有了一个类似于人类学调查的机会。这几年我学会了不少“酸曲黄调”,对壮族民俗与乡土文化的知识大有进步,用当时的套话讲,也“密切了群众关系”。但是正如再执着于“参与式观察”的文化人类学家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土著”一样,我的“采风”兴趣实际上还是一种认知兴趣而非真正的文化认同。后来县文化局打算把留下我来,也是因为招干指标的问题没成。

   1977年恢复高考。我当时在我们县里是文科第一名,但是仍然没有录取。这一年研究生和本科生是同时招的。我报考了兰大的研究生。考研究生当时在县里说起来是个稀奇事,总共才有十几个人报考,都是“文革”以前上过大学的或者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大概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读过大学,但是后来考上的也只有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