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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允星:浙江的辉煌与隐忧

辛允星:浙江的辉煌与隐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1 次 更新时间:2018-12-10 21:36:44

● 辛允星  

   对广大中国人而言,“改革开放”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词汇,它影响了数以十亿计民众的生活形态,乃至人生命运。如果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为标志性起点,那么,我们很快就要迎来它的四十周年纪念日。如何来纪念?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应该是: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正视当前面临的挑战,探索光明的前进路途。做这样的工作,如果以整个中国作为分析对象,似乎颇有难度,而以某个地域作为例证,则显得更为可行。

   因此,我便想到了浙江。从整体来看,浙江省可谓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之星”,它以辉煌的成绩展现出了这“一方水土”的独特魅力,主要表现为: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高、各地区发展相对均衡、城乡差距不明显,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对于这些判断,官方统计数据已经给出了佐证,比如城乡居民收入,浙江省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046元,是全国25974元的1.62倍,除京沪两个直辖市,位居全国各省(自治区)第一位,见下表:2017年中国各省市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前十名)【略】

   除了居民收入这一重要指标之外,在地区协调发展方面,浙江省也以“相对均衡”独领风骚。虽然丽水、衢州两个地级市“稍显落后”,其他地市基本上都可以被纳入“经济发达地区”之列,但是它们之间的差距并不太大。与之形成鲜明对照,我国GDP总量排名第一的广东省却出现了珠三角中心区与粤西、东“两翼”区域的巨大差距,排名第二的江苏省有着南、北两大区块的明显差距,排名第三的山东省则存在着胶东与鲁西之间的鲜明差距。

   十多年来,因科研与教学工作的需要,我有幸曾前往全国20多个省市区开展社会调查,覆盖到中国的东、中、西部所有大区;特别是因为在浙江工作了七年多的缘故,我几乎到过省内所有的地级市(舟山除外)。在我的直觉印象中,浙江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高,很多地方的村民生活质量已经超过了不少大城市,特别是在“五水共治”后,各地自然生态环境又有了显著改善,这进一步证明,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确实已经到了很高的阶段。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发展”浪潮中,浙江省何以能够脱颖而出、独树一帜?我经常带着这个“疑问”前往浙江各地开展社会调查工作,还曾经多次专门“寻访”地方知识分子,试图从他们那里找到一些有说服力的答案。经过对这些调查资料的分析,结合自己的切身感受,最终,我总结出了四个方面的缘由。

  

   首先,从人文地理与历史底蕴角度来看,浙江省属于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区域,面积较大的平坦地区只有萧绍平原,所以人均耕地面积很少,这就迫使古代浙江人很早就形成了强烈的生存危机意识,同时也养成了勤劳、节俭、务实、灵活的国民性格。特别是到了南宋时期,随着大量北方移民的进入,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更加激烈,浙江人的“务实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随之孕育出了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思想家。可以说,这一思想传统产生于浙江,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正因为受到这种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数百年来,浙江人不仅很好地传承了中国的农耕文化,将小农经济发展到了十分精致的水平,而且还高度重视教育,因而人才辈出,使浙江在很长历史时期里一直是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近代以来,浙江籍的思想家、科学家等现代人才更是占据了全国总量的相当高比例。由此,浙江人的务实精神便转化为了现实的生产力,在计划经济时代,这种经济“潜能”因受到了强力压制而难以发挥出来,但它一旦获得机会,就可以迅速焕发活力,这就是改革开放后浙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历史背景。

   其次,从地方商业文化传承角度来看,在一种很典型的“务实精神”熏陶之下,浙江形成了悠久的商业文化传统,它虽然难以达到西方国家曾出现的“重商主义”的思想高度,甚至还与“以农为本”的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毕竟还是“超越了”中国传统的“固守乡土”文化藩篱,初步滋养出了韦伯所说的那种“资本主义精神”。因此,与其它地方的人相比,浙江人显得更有“商业头脑”,他们认吃苦,懂经营,还富有较强的冒险精神,改革开放以来,他们掀起的一波又一波“创业”浪潮成为浙江经济迅速崛起的最直接动力。

   据一位老人介绍,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的创业历程充满了艰辛,被描述为“白天是老板,晚上睡地板”,为了开拓市场和积累原始资本,他们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但正是这群人创造了一个神话,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的“温州模式”,此后,温州人又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与之相似,义乌人“鸡毛换糖”、东阳建筑队“走遍中国”等创业故事也早已蜚声海内外。另外,浙江人还特别重视“家族组织”的功能,并形成了一种互助文化(遍布全国的浙江商会即为证据),对他们扩展商业经营活动范围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再次,从区域“政治生态”角度来看,因为比较“务实”,浙江人对中央政府及其各种指令一直表现出某种错综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是敬畏,另一方面又保持警惕,特别是在事关整体经济利益得失的关键问题上,包括官员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有鲜明的“地方本位”思想。所以,浙江经济数据不但“不浮夸”,而且倾向于尽量对上“少报”(与山东省的情况截然相反),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1959—1962年大饥荒期间,浙江省的人口损失比例相对较小;同理,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温州有村庄在文革期间尝试“包产到户”却没有被发现。

   浙江的“地方本位”思想对当地“政商关系”构成了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以私营企业主为主体的经济精英群体不仅“善于”主动与政府搞好关系,而且还能够将自己的“价值观念”传送到政府官员头脑中,他们一方面通过自己的艰苦创业活动推动浙江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又能引导政府官员接受他们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甚至形成与之契合的现代市场经济理念;因此,浙江地方官员的思想观念相对更加开放与开明,这就容易创造一种相对“和谐”的政商关系,进而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